剧情介绍
文：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
特别感谢：白学松
为本文的数据整理做出贡献
摘要
本报告书所说的“生产成本”包括从怀孕到生产的成本（即“生产成本”）和养育和教育成本（即“教育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首位，“生的成本”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在本报告中，“生产成本”和“养育成本”被作为同义词使用。
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欲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原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2017年对全国生育情况的抽样调查结果，育龄女性不想再生产的前三位依次是“经济负担过重”、“年龄太大”、“没有孩子”，分别占77.4%、45.6%、33.2%。
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估算各种育儿费用。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3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书得出了以下结论。
全国家庭0-17岁儿童平均抚养成本为48.5万元。从0岁到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抚养成本为62.7万元。
城乡区别：
0-17岁的城市儿童平均抚养成本为63万元。0-17岁农村儿童平均抚养成本为30万元。
31省区分：
北京和上海家庭0-17岁儿童平均抚养成本分别为96.9万元和102.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岁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仅为29.3万元，贵州家庭0-17岁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不过33.3万元。
按收益等级划分：
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群体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抚养成本为11.6万元。
占总人口60%的中产群体家庭0-17岁儿童平均抚养成本39.5万元。
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群体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抚养成本为120.8万元。
城市和农村家庭的孩子有区别。
城镇一个孩子0-17岁的抚养成本为63.1万元。
城镇两个孩子家庭平均一个孩子0-17岁的抚养成本为49.7万元。
城市三个孩子家庭平均一个孩子0-17岁的抚养成本为37.7万元。
农村一个孩子0-17岁的抚养成本为38.1万元。
农村两个孩子家庭平均一个孩子0-17岁的抚养成本为30万元。
农村三个孩子家庭平均一个孩子0-17岁的抚养成本为22.8万元。
国际养育成本比较：一个孩子刚18岁时的成本是人均GDP的倍数，而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是世界上最高的。
由于生产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欲望（理想的孩子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的数据，几乎所有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都超过了2人，但是经过多次的生育愿望调查，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都低于2人。
最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的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2021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出生率创下了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我国的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减少，2021年的出生人口连续5年减少。5年的减少幅度达到40%，比90年代的2000万人以上的新生人口还不到一半。把出生人口的陷落形容成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根据1062万新生人口的计算，2021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仅为1.15，不仅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而且远远低于严重的少子高龄化的日本。
生产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欲望的最重要的负面因素之一。因此，必须尽快出台降低育龄家庭生产成本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住房购置补贴、托儿所扩建、男女平等产假、引进外国家政妇、推广混合事务、单身女性生育权保障、生育辅助技术许可、高考和学制改革等。
目录
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0-17岁的平均抚养成本
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
5、31省平均抚养成本估算
6、估算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抚养成本
7、估算城乡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抚养成本
8、育儿所花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9、国际养育成本比较
10、理想儿童数量的国际比较
11、中国的结婚人数和结婚率常年持续减少
12、建议减少生产成本的政策
13、降低生产成本的具体措施
1）现金和税金补贴
2）购房补贴
3）托儿所的扩建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儿假
5）引进包括外国人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动者
6）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
7）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障
8）生产辅助技术的许可
9）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卷，缩短学制）
14、结论
图表目录
表1：全国0-17岁儿童平均抚养成本
表2：全国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抚养成本
表3：城乡孩子平均抚养成本
表4：各地区0-17岁儿童平均抚养成本（单位：元）
表5：按所得分别为0～17岁的孩子的平均抚养成本
表6：城乡一儿、二儿、三儿0-17岁的抚养成本
表7：国家把孩子培养到18岁的成本是人均GDP的倍数
表8：2011年15-64岁部分国家和地区男性和女性的理想孩子数量
表9：降低生产成本措施的建议和估计效果
图1: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图2：各阶段的养育成本占总养育成本的比例
图3：按所得分别为0～17岁的育儿成本
图4：儿童分类0-17岁儿童的抚养成本
图5:部分国家在18岁之前养育孩子所花费的成本的人均GDP的倍数
正文
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国家统计局数据[1]，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其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减少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减少4.0%。据推测这是受到了新冠疫病的影响。因此，更改了2019年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2]、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
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0-17岁的平均抚养成本
说明：本报告中0-2岁是指0岁到3岁之间。
3-5岁是指3岁到6岁之间的幼儿园阶段。
6-14岁是指6岁到15岁的9年义务教育阶段。
15-17岁是指15岁到18岁之间，对应高中阶段。
18-21岁是指18岁到22岁的大学的学部阶段。
养育成本包括以下两大部分。
一是消费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教育支出包括家政妇费、托儿费、学杂费、教材、参考书、课外文费、教育软件费、学习交通费、学校选择费、学校膳宿费、课外指导费等教育费。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服装支出、居住支出、日用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娱乐支出。
第二，非消费性支出，包括保险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捐款等。
消费支出是养育成本的主要部分，非消费支出只不过是养育成本的一小部分。本报告中估算的养育成本主要是指消费支出。
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如果各年龄层消费支出相同，则在养育子女18岁之前的平均支出为21559*18=388062元，其中城市儿童平均抚养成本为2803*18=505134元，农村儿童平均抚养成本为13328*18=39904元。
但是，实际上，各年龄层的消费支出不相同，所以上述估计成本不准确。以下分别推算不同阶段的平均养育成本。
首先，按孕期成本估算，包括卡片文件、营养品、产前检查费用、妊娠用品在内，平均支出在1万元左右。
其次是包括住院费用、顺产或剖腹产费用以及部分产妇采用无痛分娩在内的分娩和月子费用。这个费用的高标准和低标准大不相同，平均支出被估算为1.5万元。如果产后需要去月子中心的话，费用会更高。
假设0-2岁婴儿的抚养成本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平均每年21559元，3年64677元。
3-5岁儿童的抚养成本，加上人均消费支出，加上平均每月1000元（即每年12000元）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支出，平均年养育成本为21559+12000=33559元，3年为100677元。
6岁到17岁的孩子教育成本高，父母自己的教育支出要少得多。例如，2011年2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成立了“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研究课题组”，之后在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石家庄、西安、成都、银川8个省会城市近5000名中小学生监护人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结构采访，调查显示，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孩子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2018的数据显示，孩子的抚养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的比例达到3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支出构成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513元。假设有三个普通家庭（父亲、母亲、上中学的孩子），这个家庭2019年的教育文化娱乐总支出为2513*3=7539元。通常，在这个家庭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孩子占大部分，父母只占小部分。因此，这个家庭的孩子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513*2=5026元，父母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可以估算为2513元。
根据上述测算方法，6-14岁的孩子的抚养成本可以在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已包括一个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513元）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513元，按2019年的价格计算，平均年养育成本为21559+2513=24072元。
在高中阶段，考虑到部分高中生在学校住宿而不是义务教育，15-17岁的高中3年的养育成本加上6-14岁的孩子的养育成本，每年加上2000元，也就是平均年养育成本是2402+200=26072元。
按以上方法推算，0-17岁的孩子平均抚养费用为485218元，即48.5万元。
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
中国法律规定18岁是成人年龄，父母没有义务抚养18岁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仍然依赖父母，所以有必要估算大学4年的抚养成本。
公立大学的学费根据专业不同而不同，一般一年级5000-8000元，个别专业（例如艺术、音乐公演等专业）一年800-10000元。民营大学的学费一般每学年1.2-2万元。住宿费是每学年800-2000元左右。公立大学和民营大学的平均学年学费按1万元计算，住宿费每年按1500元计算，生活费每月按2000元计算。
通过以上方法，从0岁到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抚养成本为627218元，也就是说约62.7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人均抚养成本，实际上，城市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养育成本。因此，必须分别估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抚养成本。
4、估算城乡家庭平均抚养成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13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61.8%。
按上述比例测算，0-17岁的城市儿童平均抚养成本为630783元，即约63万元。0-17岁农村儿童平均抚养成本299865元，即接近30万元。
关于大学4年的养育成本，无论是城市里的孩子还是农村里的孩子，学费和住宿费都是一样的，差别主要是生活费。
5、31省平均抚养成本估算
《中国统计年鉴2020》表6-20《各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3038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00%。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5605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12%，这样推算，全国31个省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达到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
如果31省居民的抚养成本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相同，那么31省0-17岁儿童的平均抚养成本可以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家庭0-17岁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分别为96.9万元和102.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岁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仅为29.3万元，贵州家庭0-17岁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不过33.3万元。
6、估算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抚养成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按收入5等分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
20%的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380元。
20%的中产阶级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5777元。
20%的中产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5035元。
20%的中产阶级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9231元。
20%的高收入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6401元。
我们把中间偏下所得组、中间所得组和中间偏上所得组合并为60%的中所得组，中所得组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所得采用了中间所得组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所得25035元。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低收入群体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5%高收入集团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49%。
如果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抚养成本也是上述比例，那么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群体的家庭0-17岁的孩子的平均抚养成本是116452元，即约11.6万元。占总人口60%的中产群体家庭0-17岁儿童平均抚养成本395453元，也就是约39.5万元。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群体家庭0-17岁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1208193元，即120.8万元。
7、估算城乡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抚养成本
上述估算假设男孩和女孩的抚养成本相同，不区分孩子。实际上，根据孩子的不同，养育费用也不同。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报告[4]，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比两个孩子家庭的平均抚养成本高27%，三个以上家庭的平均抚养成本比两个孩子家庭的平均抚养成本低24%。也就是说，如果独生子女的抚养成本是1，那么两个孩子家庭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是0.7874，3个以上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是0.5844。
考虑到中国城乡生育率的差异，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假设：本报告的城市孩子平均抚养成本更接近城市孩子家庭的养育成本；本报告农村孩子的平均抚养成本接近农村两个孩子家庭的抚养成本。
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衣服，爬垫子，玩具等，两个孩子也可以使用，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的平均服装支出为1338元，两个孩子在0-2岁时的半件衣服上用一个孩子的旧衣服，可以合理推测另一半是新买的。这样抚育两个孩子的服装开支一年可以省669元。另外，0-2岁的孩子也不需要单独的房间，可以节省5055元的居住费。这样，0-2岁的两个孩子的服装费和居住费每年可节省5724元。如果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大四五岁以上，一个孩子可以帮助父母照顾两个孩子，从而可以节省父母照顾两个孩子的时间和精力。
如上所述，假设0-2岁婴儿的抚养成本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平均每年21559元。如果养育两个孩子，0-2岁的两个孩子的平均抚养费用是每年21559-5724=15835元。因此，0-2岁的两个孩子的抚养成本比一个孩子低5724/2559=26.5%，或者0-2岁的一个孩子的抚养成本比两个孩子高5724/15385=36.15%。
但是，对于3-5岁和6-17岁的孩子来说，上幼儿园的费用和学习费用需要分开支付，孩子长大后也需要分开的房间，所以各方面的节约费用不像0-2岁的时候那样节省。如果中国家庭0-17岁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抚养成本比例与美国家庭相同（即，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家庭平均一个孩子的抚养成本比例为1:0.7874:0.5844），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家庭平均一个孩子的抚养成本如表6所示：
8、育儿所花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虽然估算了育儿成本的直接费用，但是实际上，在育龄家庭养育孩子需要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时间成本包括产假和育儿时间，孩子必须在3岁以下照顾。这3年来，如果雇佣保姆和月嫂来照顾孩子，或者把3岁以下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可以减少时间成本，但是需要增加费用。3-5岁的孩子一般送幼儿园，可以减少家长的时间成本，但是接送孩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费用。6-11岁的孩子上小学，一般需要监护人接送，需要指导孩子的作业，支付时间成本。
最直接的时间成本是产假。根据中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产假可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休15天假。难产的情况下，将产假增加15天。生多胎的情况下，多生一个宝宝，增加产假15天。最近，各省修订了新计划生育条例，将产假（多数省的产假延长到158日）一般延长，新设了育儿假。
产假的延长有助于女性增加照顾孩子的时间，有助于家庭的育儿，但是如果延长产假所产生的成本全部由企业承担的话，企业就可以尽量避免育儿年龄的女性，一定会加剧雇佣市场上女性的性别歧视。另外，产假过长的话，女性员工和职场会长期脱离，过长的话工作技能会下降，可能会影响回归后的竞争力。这是女性为了养育孩子而支付的机会成本。
现在，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在养育孩子的同时，很难兼顾繁重的工作岗位。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生产不友好，所以女性生孩子所花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太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弃生孩子，换一个事业成功的机会。这也是中国低出生率的原因之一。
现在，中国3岁以下的托儿服务严重不足。如果托儿所不足，夫妇双方很有可能需要暂停工作照顾孩子，但是依靠两个收入来充分支付家庭支出的家庭在增加。根据原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种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中国应大力发展普托幼服务，将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这有利于减轻女性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9、国际养育成本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GDP总额为990605亿元，年底总人口141008万人，人均GDP 7.03万元。根据本报告的估算，2019年全国家庭0-17岁的孩子平均抚养成本为48.5万元，这意味着一个孩子刚满18岁，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根据本报告书的定义，“0-17岁的孩子的养育成本”和“养育刚满18岁的孩子”是同义词。
表7是在不同国家养育刚满18岁的孩子所花费的人均GDP的倍数。表7的数据年完全不同，只能作为参考进行比较。从表7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抚养成本只不过是人均GDP的2.08倍，美国的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4.1倍，韩国的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7.79倍。
中国的抚养成本是人均GDP的6.9倍，比表7所示国家中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高。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2020年的生育率只不过是0.84。
总的来说，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倍数越高，就意味着养育压力越大，所以生产率也越低，但也有例外。从表7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抚养成本只不过是人均GDP的2.1倍，为什么新加坡的生育率只不过是1.1左右呢。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城市。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为1.3，超过了新加坡，而中国有广泛的农村地区，大城市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新加坡。例如，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分别不过0.74和0.87。
10、理想儿童数量的国际比较
中国的抚养成本几乎是世界上人均GDP的倍数最高的，所以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愿望（理想的孩子数）也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
表8所示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的男女平均理想子女数都超过了2人，近10年来多次进行生育愿望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都低于2人。接下来，介绍几个例子。
例1、根据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
例2、根据原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2013年实施的全国生育愿望调查数据，城乡居民的理想孩子数为1.93人，双德夫妇、单亲夫妇和一般家庭的理想孩子数分别为1.79人、1.83人和1.95人。
例3、根据原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2017年对全国生育情况的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孩子数为1.96人，预计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为1.75人。
OECD的理想儿童数量没有日本和韩国的数据。但是，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06年到2014年，韩国人的平均理想孩子数是2.45~255人。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2000年到2012年日本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41～2.60人。像这样，中国人的平均生孩子愿望不仅在日本，而且比韩国都明显低。
2022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委员会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年轻人的生育欲望持续下降，育龄女性的平均预产期儿童数在2017年达到1.76个，2019年达到1.73个，2021年下降到1.64个。
OECD的数据和中国的数据都表明，实际的生育率低于理想的孩子数。这是因为一部分夫妇想生孩子，但患有不孕不育症（根据2021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育率上升到12%-18%），错过了生育期。另外，对于城市里的工薪阶层来说，很多年轻夫妇对于养育孩子感到压力。他们即使想生两个孩子，也考虑到生产成本太高，最终希望生两个孩子。
11、中国的结婚人数和结婚率常年持续减少
现在，中国不仅生产成本太高，结婚成本也太高（农村结婚成本高的原因是天价彩礼，城市结婚成本高的原因是房价高），也是中国近年来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20年的结婚登记数共计814.33万对，比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以来连续7年减少，创下2003年以来时隔17年的最低记录。
在欧美一般是不婚生子。根据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的数据显示，2019年EU各国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儿平均比例为41.3%。其中，法国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儿的比例达到60.4%。但是，在中国，结婚和生孩子密切相关，由于非婚生子占新生儿的比例较低，所以登记结婚人数的下降无疑会对出生率产生恶劣影响。
另外，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者数，结婚登记者数中也包含了再婚的一部分老年人，因此高龄者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太大影响。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高峰后也持续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1228.6万人，比2013年减少了48.5%。
从2013年到2020年，我国登记结婚的人数和初婚人数连续7年减少。为什么我国登记结婚的人数近年来一直在减少。有以下理由。
首先年轻人的数量减少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的人口是这样估计的），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人、1.63亿人，整体呈减少趋势。
其次，由于结婚成本上升、工作压力大、女性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大幅度提高等原因，现代年轻人的结婚愿望普遍下降。
另外，1980年代以后，我国一般出现出生性别比高、男性多、女性少的现象，这也是导致近年结婚登记数减少的重要原因。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这个3000万人以上分布在不同年龄层。其中，20～40代的结婚适龄期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12、建议减少生产成本的政策
据育吴人口2021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5]，中国2021年的生育率很可能下降到1.1，是世界最低的一个，中国的房价和教育方面的养育成本与收入相比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如果不能提高现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国的人口将会急速少子化和高龄化，对革新力和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据中国预测，到2050年将减少到12.64亿人，2100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到6.85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18%下降到6.5%，但新出生人口只不过是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那时，中国已经不是人口大国了。根据这种倾向，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人口优势，在100年内将几乎丧失。要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工资传承，必须大力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降低抚养成本。
2021年7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削减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8月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新计划生育法第27条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宅、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的负担。”。
部分地方率先出台了减轻家庭抚养负担的政策。接下来，介绍几个例子。
例如，2021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发表了攀枝花市“16项关于促进人力资源集聚的政策措施”，并进行了详细解读。
例2、2021年9月15日，甘肃省临泽县发表了“根据临泽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规定2个孩子每年支付5000元的育儿补助金，3个孩子每年支付10000元的育儿补助金，直至孩子满3岁为止支付。在管辖区内的公营幼儿园上学的临泽户户籍常住家庭，两个孩子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援助，三个孩子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援助。对于生了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临泽户户籍常住家庭，在市区购买商品住宅时给予了4万元的政府补助金。
例3、2021年10月21日，新疆石河子市政府颁布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护理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的规定，对符合规定生育2、3个孩子的户籍家庭，每月支付儿童每人500元、1000元的育儿补助金至3岁。
例4、2021年12月20日，吉林省公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第十条规定：“实施生育奖励政策。各地根据现行一般公营委托、幼儿机构的保费征收标准，对政策生育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家庭，支持在孩子3岁或6岁之前给予一定比例的鼓励鼓励，省级财政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助。”的规定。第11条规定：“提供结婚、育儿贷款的支持。支持银行机构对符合相关条件的登记结婚登记夫妇提供最高20万元的结婚、育儿消费贷款，通过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利息下调优惠。”。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是地方性政策，力量不足，数十万到几百万的养育成本都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央政府致力于减轻实质性的养育负担。中国的抚养成本收入比为6.9，其他发达国家的养育成本收入比为2-4，未来出生率按1%计算，每年需要GDP 3-5%的投入，可以将抚养成本比降低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具体来说是（6.9-2）/1%~（6.9-4）/1%）。这是数兆元的总投入，中央财政有这样的财力。遗憾的是，中央级别还没有出台育儿补贴的支付政策。我们建议尽快出台降低全国教育年龄家庭生产成本的政策。
13、降低生产成本的具体措施
具体来说，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1）现金和税金补贴
由于地区和人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因此重视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和现金补助金的方式，建议对高收入家庭以从孩子的头上抵消税金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因为低收入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以直接支付现金补助金。
根据OECD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的现金补助家庭福利金额占GDP的比例如下。英国的2.12%，法国的1.42%，瑞典的1.24%，德国的1.08%，日本的0.65%，韩国的0.15%，欧洲的现金补助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例远远超过日韩。这也是欧洲生产率一般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可以具体制定补助政策：对两个孩子家庭的所有孩子，每月给予1000元的现金补助金。孩子到20岁为止，每个月给孩子多的家庭的孩子2000元的现金补助金。2人家庭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减半，3人家庭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全部免除（特别是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封顶补助金的上限）。
估计效果：这个措施可以使出生率提高20%左右，每年可以多生200万个孩子。
2）购房补贴
目前，制约育龄夫妇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城市的收入也很高，但房价更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主要是因为房价高，其他像衣食住行，大城市比小城市贵得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就不那么高。所以在大城市，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住宅价格上。这是大城市生产率低于小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不过0.74和0.87，山东、河南、江西等省份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
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金补助金之外，还需要给有很多孩子的家庭买房子的政策。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返还贷款利息和住宅价格的折扣来支付补助金。例如，可以返还两个孩子家庭的住房贷款利率的50%，三个孩子家庭的住房贷款利率都可以用补助金来偿还。或者在高房价地区，可以实行一个孩子的房价九折、两个孩子的房价七折、三个孩子的房价五折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上限）。这个补助金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宅土地供给来弥补。
估计效果：这个措施可以使出生率提高20%左右，每年可以多生200万个孩子。
3）托儿所的扩建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参加劳动的比例达到68.6%，世界平均为52.6%。因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加率高，所以现在中国很多夫妇都是双职工。很多年轻人不敢生两个孩子和三个孩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这尤其体现在孩子的保育、入学、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不满3岁的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不足。根据原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种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建议将0-3岁的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直接或带头建设至少10万个托管中心。据0-3岁的4000万儿童计算，每人需补贴20000元的运营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需要4000亿元左右的财政补贴。
估计效果：该措施将生育率提高10%左右，每年可生育100万以上的孩子。
以上三项是最重要的生育奖励措施，合计必要的财政投入占GDP的5%左右，可以大幅降低抚养成本，有效提高生育率。
我们对各国的生育奖励力和出生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平均GDP为1%来奖励生育，出生率就会上升0.1，当然这只是关联性，而不是证明生育奖励有效，而是支持。但是，并没有奖励生育也没有效果的数据。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宽大的生育奖励政策，同时也获得了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以3-4%的GDP奖励生育，他们的出生率也是1.8~1.9，接近交替水平。与此相比，南欧各国的生育奖励力一般只不过是GDP的1-2%，生产率一般低于1.5。这几年，德国原本就致力于鼓励低出生率，生产率也提高了。
中国的生育成本比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都高，和出生率最低的韩国差别不大，所以中国需要将1.1个生育率提高到发达国家的1.6级。比起他们，我更需要鼓励生孩子的力量。5%的GDP差距较小，可以将出生率提高到1.6左右。虽然更换级别还远，但低生育率问题至少不比发达国家严重。
此外，还提出了一些鼓励生育的建议，有些项目只需要少量或不必要的财政投入，但需要观念和法律上的调整，虽然效果不如前几个项目快，但由于中国的生育率问题太严重，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非常值得考虑。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儿假
本文所述的“育儿假”包括女性的产假、男性的产假、父母的育儿假。目前，中国产假规定，女职工产假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休15天假。难产的情况下，产假应该增加15天。生多胎的话，每多生一个宝宝，产假就可以增加15天。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省都通过了新修订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延长了产假，追加了育儿假。
如果只是延长女性的育儿假，企业不想招募女性，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女性在雇佣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孩子后顾之忧，政府必须负担产假期间的劳动成本。另外，建议男女提出相对平等的育儿假政策，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中的权益，纠正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长产假和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加育儿活动。现在瑞典的父母可以取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其中父母各享受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近年来瑞典的出生率在1.8左右，在欧洲各国仅次于法国。
根据欧洲等地的经验表明，父母的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了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仅促进了男女在两性职场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
估计效果：这个措施可以使出生率提高3%左右，每年可以多生30万个孩子。
5）引进包括外国人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动者
虽然有育儿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工作的女性来说育儿需要很多时间和劳力，但实际上也可以雇佣保姆帮忙做家务。
但是，在中国的城市里，一整天雇佣昂贵的保姆看护孩子，超过了许多城市白领的经济耐性。比如，有过上海经验的家政妇的月薪已经是万元了。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东南亚雇保姆的工资一直在降低，这些家庭可以节省很多费用。
以中国香港为例，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2013年平均有3个孩子的家庭中有1个家庭雇佣外国人的保姆。2019年，中国香港有39万9000名外国婴儿，其中菲律宾有21万9000人，印度尼西亚有17万人。外籍保姆最低工资每月4630港元，平均工资4765港元，相当于4000元左右。按中国目前大城市家政妇工资平均10000元计算，每个家政妇为服务的中国家庭每月可节省6000元，每年节省7.2万元。中国香港只有750万人口，被雇佣的外国家政妇将近40万人。如果在中国大陆引入300万外国家政妇，相当于每年为这些家庭节省2000亿以上的费用。
从引进人才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应该大力促进各种人才的引进，特别是为海外华人的回国发展创造便利的条件。但是，中国不是传统移民国家，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远不如美国。移民成为解决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的可能性很低。尽管如此，为了促进交流，削减人事费，还是需要更开放地接待各种各样的人才和外国劳动者。大量引进临时的外国婴儿托管可以直接作用于降低生产成本。
估计效果：这个措施可以使出生率提高2%左右，每年可以生20万以上的孩子。
6）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
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事务在技术上逐渐成熟，再加上新冠疫病的影响，企业实现了远程事务，在世界上掀起了远程事务的潮流。亚马逊、微软、谷歌、苹果将远程工作模式常态化，提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制度。最近，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实行混合事务制，允许员工每周3、周五在家远程工作。中国第一家大型企业提出了“3+2”的混合作业制。以携带为首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积极尝试混合动力办公模式，效果良好。不仅工作效率没有降低，员工的满意度也大幅提高。混合事务的社会效果也很明显，不仅减少了上下班的拥挤，而且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高房价缓和和提高生育率。
混合办公室模式可以增加监护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可以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特别是有孩子的女职员，在混合办公室的模特儿里，一周可以节省几个小时的上下班时间，一周可以在家工作两天。男性员工也可以增加和孩子一起分担家务的时间。当然收益最大的还是职业女性，可以更灵活地分配时间，更多地陪孩子和家人，从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推广混合办公模式，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欲望。
估计效果：这个措施可以使出生率提高4%-10%，每年可以多生40万-100万个孩子。
7）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障
不婚生的孩子是指没有合法结婚关系的男女生的孩子。根据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的数据，2018年欧盟各国的非婚生育比例平均为41.3%，经济合作开发机构加盟国的非婚生育比例平均为40.7%。法国的非婚生子比例为60.4%，远远超过欧盟各国的平均水平。美国非婚生子的比例为39.6%，略低于欧盟各国和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各国的平均水平。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台了保障未婚母亲和非婚儿童权益的措施。例如，法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方面，无论是结婚生还是非结婚生，生育都可以得到相同的家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国的民法典规定了结婚生和不婚生的孩子完全享有同等权利。北欧女性的结婚率虽然比日本低，但是维持着较高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对非婚生子宽容，政府提供丰富的抚养福利，很多单身女性都有独立生育、抚养孩子的能力。
在中国，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是，实际上，由于非婚生子没有受到法律的支持，如果未婚的母亲（或单身的母亲）在职的话，生育保险必须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生产费、药费等费用也不能报销。很多地方规定新生儿的户籍需要向公安部门提供出生证、结婚证等相关资料。未婚的妈妈或离婚后生孩子的女性，因为没有结婚证明书，所以孩子出生后不能取户口。
我们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子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子的合法权益，包括立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技术辅助生育的孩子，无条件地让非婚生子入户。我们不是鼓励非婚生子，而是认为有独立养育孩子能力和意愿的女性必须公平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中国现在没有关于非婚生子的统计数据。如果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估计未婚生子占出生人口的比例至少会上升2%，按每年1000万人的出生人口计算，相当于20万个孩子。
估计效果：这个措施可以使出生率提高2%左右，每年可以生20万以上的孩子。
8）生产辅助技术的许可
在现在的社会里，很多夫妇都想生孩子，但是患有不孕症。202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育龄夫妇的不孕率上升到12%-18%，如果想要孩子的话，需要生孩子技术的帮助。另外，现代职场女性兼顾学位，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方面经常发生冲突。高学历的女性有推迟结婚，选择单身的倾向。对于30多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来说，也必须要借助冷冻鸡蛋和人工授精等生产技术，实现孩子的愿望。
但是，现在在中国，补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限制。例如，在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中，规定“禁止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个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单身女性不能使用精子库、冷冻鸡蛋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来行使自己的生育权。
实际上，在西方很多国家，单身女性都允许采用补助生育技术（包括冷冻鸡蛋）。2012年，美国率先向女性开放了冷冻鸡蛋服务。2014年10月，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Facebook宣布，将为女性员工提供冷冻鸡蛋费用。根据美国疾病管理中心的数据，美国近年来出生人口的2.1%采用了辅助生育技术。以色列是现在发达国家中生产率最高的国家。198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在以色列普及。到了1990年代，以色列的生育诊所的密度达到了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向45岁以下的女性提供几乎全方位的生育辅助技术补助金的国家，无论适龄女性是否结婚，在有两个孩子之前都可以得到这样的补助金。
事实上，中国很多单身女性都需要冷冻鸡蛋，国内也有很多专业医疗机构具备实施冷冻鸡蛋的技术。但是，由于国内有关法规禁止实施单身女性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部分单身女性只能选择在海外冻结，费用比在国内冻结要高得多。2018年，携程集团在公司内启动了产能福利项目，其中为公司女性中高级管理人员提供10万元至200万元的7天年假，享受冻结鸡蛋等高科技辅助产能福利。携程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提供生育福利项目的大型科技企业。
我建议不孕症的治疗费应该加入中国的医疗保险。另外，法律还必须承认独身女性（或未婚女性）平等使用补助生育技术的权利。根据美国的补助生育比例为2.1%，现在中国补助生育的比例非常小。如果完全开放补助生育技术，有可能达到同样的比例。
估计效果：这个措施可以使出生率提高2%左右，每年可以生20万以上的孩子。
9）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卷，缩短学制）
除了直接的财务成本外，中国的监护人在孩子升学上花费的金钱和精力也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一部分是抑制生育欲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数据来看，亚洲的发达国家，例如韩国、新加坡、日本的生育率一般比欧美各国平均低0.5人，这些国家在考试、升学、选择学校、补习方面与巨大的压力有关。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使中国家长的教育压力不低于这些国家，统计中国学生的补习和学习时间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降低升学和选择学校的压力对中国的生育率有显著的提高作用。这个作用也许比之前所说的任何单独的成本削减措施都大，但我最后提出的教育改革，不仅仅是因为教育改革是一个金钱问题，也是关系到各个方面利益的极其复杂的制度设计。短期内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
虽然困难很大，但是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必须提出理想化的提案。要根本改变的是减少各种层次考试，最理想的是把层次考试放在大学毕业（相当于大学院考试）上。而且省去了中学阶段不差2年的考试准备。具体来说，必须普及大学教育，延期向普通职业大学的分流，延期到研究生的阶段，废止中考，将大学入学考试升学到大学资格考试，使名牌大学的本科教育淡化。名门大学的大学院和雇佣单位通过大学生的毕业考试（即大学院考试）选拔学生。因此，中学生不必为中考和高考浪费2年的刷时间，初中阶段的学习可以缩短2年，大部分学生20岁左右大学毕业，2年前进入社会，或进入大学院。
当然，我知道上述改革非常大胆、前卫，非常有争议和难度，也与许多既得权有关。但是，如果没有深层次的考试和学制改革，任何局部改革都不会有效果，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和畸变。另外，现在的教育体制不仅导致了低生育率，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和人才流失。所以潜在的改革的好处是巨大的，值得把教育制度的改革作为长期改革的目标。例如，仅仅从缩短学制的直接效果来看，大部分人在2年前能从大学毕业的话，多余的2年对于每个人40年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多余的5%的贡献和收入，也就是说社会整体的效率至少能提高5%。特别是对于高学历的女性来说，过了2年以上的话，恋爱、组织家庭和职业发展的时间就会增加。
估计效果：教育改革过于复杂，未来的落地政策难以预测，生产率的提高效果也很难估计，但顶棚非常高，可以提高达30%的生产率，比以往任何一项措施都有效果。
14、结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62万新生人口计算，2021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仅为1.15，不仅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而且还远远低于严重的少子高龄化日本。少子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赡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有着深远的影响。人口急剧萎缩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中国世界上最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世界上最高的生育成本，其原因是包括教育、住房等因素在内的多方面。通过众多的生育奖励政策，有必要大幅度削减养育成本。面对中国经济和人口双重下降的压力，我们建议鼓励生育，增加人口，有效缓解经济低迷，提高社会信心。大力鼓励生育，从短期来看，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稳定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高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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