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近4个小时来，充分深入的交流和交流引起了很多议论。双方对台海等热点问题放出的信息，隐瞒了哪些玄机？美国的政策决定圈现在的对中政策为什么左右摇摆不定呢。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
【采访/观察者网李泠】
・“美国虽然很旧，但是私人物品很多。”
观察者网：关于这次会谈的时机和意义，各方面有很多说法。纽约时报就此次会谈表示“是根据拜登的要求安排的”，拜登在推特上直说“希望两国之间的竞争不要发生冲突”。如何评价这次会谈的时机和意义。
金灿荣：在这次中美首脑的视频会谈中，王毅外相13日与Brunken先生通话时说，“这是中美关系的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大事”。王毅外相之所以将其定位得如此之高，也是因为他提醒了国际上想看中美关系玩笑的人。有些国家，地区希望中美冲突，结果中美能坐下来说话，让他们有点失望--让他们失望。
确实美国方面积极提议了这次的录像会谈。美国方面之所以积极，是因为拜登当局现在处于严峻的状况。
在内政方面，目前美国国内新型日冕病毒仍严重流行，经济也不太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下降到2%，但通货膨胀压力特别大，10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6.2%，是31年来最严重的情况。另外，对拜登的支持率持续下降，现在非常低，民主党人在弗吉尼亚州知事选举中失败，传统的蓝州新泽西也不过是危险的胜利。这样下去，民主党很有可能在明年的中间选举中失去国会的某个院。如果在中间选举中输了的话，拜登2年后掌握政权意味着成为“腿脚不方便的鸭子”。
从外交上来说，美国现在也进展不顺利。阿富汗的撤出是最糟糕的，英美三大机构（AUKUS）惹怒了法国，将美国的联盟系统分成三六九等，国际影响力不大。
根据我的直觉，拜登现在也很清楚。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次当选。我来过白宫，但是没有留下历史遗产很遗憾。无论是内政外交还是个人，因为必须与中国合作，所以中国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提议自发地召开这次首脑会谈。
当然，拜登变得积极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台湾问题很紧张。拜登说，在很多地方，中美必须竞争，但必须避免冲突。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发生重大问题，他必须“护栏”。
白宫的现场图
我们答应他的要求也是有我们的理由的。
观察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显示出明显的两面性。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人和利益集团正试图恢复中美关系，特别是华尔街。现在，为了在美国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维持供应链的稳定，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中国市场整体很有魅力。中国今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零售市场。因为他们想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所以最近孟晚舟回国，美国商务部讨论了部分中国出口大米产品的关税免除，中美在格拉斯哥大会上达成气候行动强化联合宣言等，有很好的行动。另一方面，在人权问题上，从早到晚一直在追求新疆的“人种灭绝”，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也频繁地发生着。
中美关系呈两面性，之后是美国对中政策的两面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是美国决策圈的分裂，即经济集团和军需产业集团的分裂。
因为我们重视中美关系，所以我们要双手应对，由于中国利益的得失，这场斗争斗争斗争，可以合作合作合作。在我看来，这次同意召开首脑视频峰会，实际上在拜登队中，鼓励在美国政策决定范围内进行建设性对话，寻求合作。
观察员网：我们看到美国的艾伦财务长官出现在这次“1+5”的人员配置上，这应该是我们与美国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接触的体现之一。
金灿荣：是的。艾伦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关税确实对美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不利，因此正在考虑取消部分关税。但是，她也提出了“对等取消”的条件。这一点需要中国的协助，但中国现在很平静，让他们有点下不来--毕竟他们还是老板，老板单方面让步，面子上没意思。
右边的白发是艾伦美国财务长官（图/AP通信）
观察者网：除了艾伦之外，这次关于中美“1+5”的人员配置，还公布了哪些信息。
金灿荣：这次人员配置有人负责整体战略。美国方面派遣了布林汗国务长官、萨利文总统国家安全保障事务助理官。有负责经济的官员，美国方面是艾伦，这边是刘鹤。也有专职官员，美方安排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被称为“亚洲沙皇”的坎贝尔和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派了负责美国事务的外务省谢锋副部长。总体来说，双方人员配置有三个特点，战略性、经济性、专业性。
在这次会谈中，可以说台湾海问题是舆论最关注的热点。此次拜登长官表示，“美国政府长期致力于一贯的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希望台湾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与数周前美国所述的协助台湾防卫相结合，美国是否在反复蛮横呢。
金灿荣：其实美国历代政府都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不是新鲜事，但其“一个中国”的政策与我们“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同。
请看美方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原稿。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不太好。以《台湾关系法》为第一，三个共同公报为第二，也提到了六个保证。以前没有在正式场合提出6个保证。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强烈反对现状的变化和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单方面行为”，有着定义台湾海和平与稳定的伏笔。不管和台湾方面有多大的骚动，大陆都不会插手。这被称为“维护台湾海的和平”。
美国新闻稿中对台海问题的说明
换言之，美国这次强调了“一个中国”政策，虽然陈词滥调，但实际上将很多私人物品塞进去，增加了对我们不太有利的内容，增加了对我们的制约。
这次，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我们希望坚忍不拔，尽最大的诚意和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如果‘台湾独立’分裂势力挑衅，突破红线，就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
所以，在台海问题上，表面上中美双方都在保护“一个中国”，但我们必须看到实质。“恶魔在细节上”，虽然对细节很吝啬，但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变大了，潜在的冲突并未得到缓和。
在拜登的演讲中，确实有不少老调重弹。例如，他再次确认“美国方面不要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要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来反对中国，不打算和中国发生冲突”，“坦率直接”的说法有几点可信呢。
金灿荣：拜登能表明这种态度是好事，至少表示他知道一些做法不太好。拜登说，“中国从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大国了”，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困惑。为什么突然尊重中国呢。实际上，拜登也许意识到，只有拥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才打算改变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体制。但是，要表明态度，具体来说，我们还是要听一听那句话，看那句话。
这次的对话，是不是意味着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无法开始呢。
金灿荣：暂时不能下这个结论。拜登的一些态度听起来很清楚，但是美国的历史记录很差，所以现在的保证未必可靠，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
例如，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美国在特朗普的任期中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在格莱斯高大会上为特朗普道歉，前政府的行为推迟了几年国际合作。3年后特朗普先生回来的话，如果美国退出的话，他会怎么做呢，很多人都很担心。所以，我们还是要留下手。
・“美国下一代政策决定者对中国的警戒比旧一代更强。”
观察者网：这几年来，鉴于中美冲突日益明显，很多美国专家学者开始反省过去美国和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正确。例如，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培养了比苏联更强的对手，提高了热战的风险。你接触的美国学者、官员对接触政策怎么看。他们不是也认为这个所谓的接触政策失败了吗。
金灿荣：就我个人而言，米尔斯海默是个很好的人，和中国的学者交往时很有礼貌。我去过他两次。他自己安排饭菜。美国的学者很小气，很少有人请他吃饭。人相当nice，他也是典型的书虫，比较固执，从早到晚兜售他的“攻击现实主义”，对中国不信任，认为美国不能影响中国，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一定要和美国走上一条轨道也就是说首先要在综合国力成长后寻求势力范围。
实际上，米尔斯海默的这种观点比以前大了一点。10年前，美国学术界、战略界的2/3人仍然认为通过接触影响中国的战略有效。但是，现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估计低于50%。
现在，很多人承认美国无法改变中国，但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分为两个派。
一派认为他们当初错了，不应该认为“我的美国比你强，我是你的老师，通过接触，你学习我，我改变你”。这种高态度是错误的。“中国是5000年前的大国”。美国才200多岁，孙子不是教爷爷吃饭的方法吗。另外，双方这几年的接触，也是互利共赢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恩惠，而是外资流入中国，在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自己也在赚钱——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为18.6%，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平均回报率为6%不及中国的1/3。
另一派是米尔斯海默，以“百年马拉松”的白邦瑞为代表，中国人觉得很狡猾，欺骗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在那里预光养晦，每天对美国人说“我不行，我确实不行”，戏弄美国，所以现在对中国很失望。这个观点在右翼中占着优势。
观察者网：他们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什么想法吗。
金灿荣：看到他们的政治势头不好，我认为2024年共和党获胜，尤其是共和党内的特朗普派获胜，中国的战略欺诈、中国的片面利益派占优势。现在拜登不听他们的话，中美关系的未来怎么走，还得看美国下一次国内政治的变化。
观察者网：关于如何处理对中关系，美国这几年似乎很困惑。与中国的“接触”并没有朝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虽然换了球棒，但是看了这几年压力的结果，也没有成功。
金灿荣：现在他们也应该在摸索。特朗普试着摘下了挂钩，但结果还是脱不掉，所以大卫说“又是钩”。根据米尔斯海默的想法，抑制也不可靠。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经济体比苏联多得多，所以和中国竞争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另外，现在美国的整个社会、联盟系统也不能形成共识，社会内部正在分裂，联盟也没有那么团结。所以，他们现在肯定没有明确的答案。
马凯硕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的选择》的书中说，“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对决时犯下了很大的错误。经过深思熟虑，并没有事先制定全面的对中长期战略。”。说起军需产业集团、华尔街集团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以前也存在，但以前华盛顿对苏联、中国的战略决定是相对统一、持续的。现在华盛顿内部好像失去了这个能力。
金灿荣：麦凯索的说法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不行，还是构造决定了。
中国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和美国的力量差距很大，那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10倍左右，人均GDP更是困难。当时，他们不在乎我们，用英语形容我们无所谓。是「who cares」。还有，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我认为我们正在向他们学习，并接近他们。而且当时中国有战略价值，美国有必要帮助中国处理苏联。结合这些因素，美国社会与中国建立邦交，维持交往，容易影响中国的共识。
到了2015年，出现了一些变化。我记得2015年5月，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戴维德·灯顿教授在卡特中心演讲说，中美关系成为了转折点。当时很多人没有很好地理解，但实际上可以观察到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态度、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觉得应对中国的战略是错误的，之后该怎么办，他们也很困惑，一直摸索到今天没有统一的结论。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戴维德·灯顿教授（资料图）
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构想。合作共赢。这背后有中国的自信，坚信只要中国不犯错误，未来一定会发展。美国鼓励中国发展为机遇，而不是危机。但是，如果合作的话，双方肯定能得到利益。问题是至今为止很多美国人都不想“接触”中国。
美国现在的政策决定层主要是从冷战时代来的一代，有没有留下一定的冷战思考的可能性。过了这个时代，有好的转机吗。
金灿荣：其实和新旧没什么关系，新人对中国也很厉害。正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松如（Rush Dooshi）所著的《长期游戏：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那样，他虽然年轻，但对中国的敌意也很大。
我观察过70、80岁的美国一代人对中国的敌意比对俄罗斯的敌意小。他们在20多岁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冷战最关键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经验是如何和苏联作战的。这一代我接触过很多，他们内心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做梦都害怕，每天和旧毛子战斗，因为做过很多损失。当时，中国实际上帮助了美国，中国很弱。1980、1990年代，这一代人壮年，做到处长、局长级，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他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招待好吃的东西，他们非常高兴。
现在这个人退休了，4、50岁的一代成为了政权的主流。例如，布林汗（1962年）和夏利文（1976年出生）。这哥儿俩不行。他们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了。正好是中国抬头，俄罗斯衰退的时候。他们到了北京也不是那么“受人喜爱”，反而可能觉得自己是“土”，所以这一代人对中国的警戒其实比上一代强。
美国的对华政策决定圈除了军需产业集团、华尔街集团的利益分化外，还存在着世代间转换问题，但必须注意，这一代间转换对中国并不有利。
关于中国的应对措施，如前所述，我们必须尽量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向建设性方向发展，但对于存在于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冲突点和潜在战略颠覆，我们也要做相应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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